凰山昴

一介文盲

【露中·史向短篇】一封寄往远方的信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。老王是北京某文工团的文/艺/兵,露熊是莫斯科来/华指导的演出艺术家。

套路基本照搬了《凡卡》,本来想放弃这一篇,但是它又为我的短篇小说《谎言是如何被揭穿的》(阅读地址)服务,所以还是发出来了。


这一篇中老王和露熊都是谈恋爱的小青年儿,ooc属于我,酸话多,有点肉沫。请避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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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好!这天晚上竟然没有安排集体学习任务。晚间排练过后,“前进”文工团里的年轻战//士们总算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,歌唱一分队的小队长、舞蹈队的几个男女同志、还有几个管弦乐队乐队成员决定到大排练室玩游戏,“诶,小王呢?”弹钢琴的小陈说,“也叫着他呀!”

“一块去吧,王耀同志!”他们叫道。被叫到名字的这位年轻的小提琴手却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们去吧。”王耀说。打发走这群叽叽喳喳、不停说笑的同伴们后,他一个人回到了寝室。屋里一个人也没有,他先拿凳子把门挡了起来,又坐在桌前,平息了平息那颗砰砰直跳的心,这才从抽屉里掏出钢笔、信纸、花一分钱买的信封、还有一个硬皮笔记本儿。他得写一封信。

 

“亲爱的万尼亚!”他写道。写好后他盯着这句抬头,脸颊火辣辣地热起来,仿佛突然就着了凉、发起高烧一样。他急忙把这页信纸扯下来,三两下团成一团,扔在脚边。

“亲爱的伊万·布拉金斯基。”换了一张纸后他重新写道。然而这句话读起来还是很别扭,于是它先是变成“我的朋友伊万”,又被改为“致好朋友”,不一会儿又成了“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伙伴伊万·伊利亚伊奇”……他写了改,改了又写,废纸头儿渐渐在他的脚边堆积起来。

“致万尼亚。”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、不再改了。这个称谓让王耀的心中流露出一种奇妙的感情来。当收信人伊万·布拉金斯基还在他们文工团里的时候,别人当面称呼他为“达瓦里希”,私下里却一口一个“司机”地叫。打个比方,就是“今天的彩排又是那个‘司机’来指导!”,或者是“王耀同志,那个‘司机’叫你到他办公室里去一趟!”等等。然在“达瓦里希”和“司机”之外,万尼亚这个昵称却是只属于王耀一人的:只有他才会这样称呼他。跟这个名字有关的一些事情让王耀恍惚了一会儿,他定定地盯着信纸上这一串字母,他用指尖轻轻摩挲着它。

摸约半分钟后,王耀才猛地从非常迷糊的精神状态中清醒过来,“我在干什么。”他喃喃地自问道,“对了,写信!”

这个时候王耀才开始仔细思考这封信中究竟应该写些什么。话有很多,可是该从那儿开始讲呢?他正了正信纸,换了一行写了下去。

 

“你好吗?”接着他这样问候道,“已经十月底了,相信在你的家乡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了。每到秋天,莫斯科总是早早地就开始变冷——这些是你告诉我的,还记得吗?那时你刚到北京来……”

他忘不了那一天!那是四年前的一个金秋,在北京火车站,他站在管弦乐队的刘老师身边,和团里挑出的那几个会讲俄语的年轻战/////士们一起,眺望着那列渐渐驶进站来的火车……伊万·布拉金斯基是最后一个下来的。他是个高个子,带着条长长的白围巾,一头浅色的头发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显眼。

“就是他!”刘老师从身后推了一把王耀,于是他就不得不走出人群、走上前去,问候起这名来自莫斯科“红星”剧院的年轻表演艺术家了。走到伊万·布拉金斯基身边前王耀愣了一下,他的俄语是不差的,可是该说些什么呢?他抬起头去看伊万,正好发现对方也在看他,这下王耀反而撇开了目光,转而把视线放在伊万那条白围巾上。“你冷吗?”最后王耀愣头愣脑地来了这么一句。话一出口王耀立刻后悔了,他觉得自己说的这话很没水平,这么土,直冒傻气,在莫斯科来的同志面前丢脸了。好在伊万并不在意,反而十分亲切地告诉王耀,说他并不冷,说北京的秋天气候十分宜人,不像在莫斯科,每年秋天总是早早地就开始变冷。至于围巾,那是姐姐送给自己礼物,戴在身上就等于亲人陪在身边,所以他不肯摘下来。

“您有姐姐吗?真好!我在家里是最大的,有几个弟弟妹妹,都很惹人烦。”王耀说,伊万笑了起来。

“告诉您,我也有一个妹妹,叫娜塔莎。她只会比您家里的弟弟妹妹更叫人头疼。您不信?那就听吧,她天天追着我跑……”这时伊万打开了话匣子,喋喋不休地控诉起来这个叫娜塔莎的小妹妹,惹得王耀忍俊不禁,又想起自己家的妹妹晓梅,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。这是四年前的事情了,这是一次多么美好的相遇!每每想起来,它总是能让笑容回到王耀的脸上。

 

“你的姐妹还好吗?”于是他提笔补充道,“娜塔莎该长大一些了,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,总是追你。我虽然从来没见过冬妮娅、娜塔莎,但是以前几乎每天都听你说起她们,也感到十分亲切。希望……”

写到这儿王耀停顿了一下,本来想写“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见到她们”,可总觉得这话不是滋味。略微思考过后,王耀接着刚才的话,将后头的内容写成了“希望她们一切都好”,就这样含糊过去了。接下来该写些什么呢?王耀突然响起了书架里的那份乐谱来,那是一份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独奏乐谱。今年六月份,伊万叫他开始练练最前面那部分中的快板,就把琴谱借给王耀了。现在整个第一乐章快练出来了,可琴谱却没能还回去。

“……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,”在信中,王耀这样告诉伊万,“可它真是难,1878年时利奥波·奥尔拒绝初演这部作品是有理由的——它太宏大,太精妙了。譬如说第一乐章中的几段连续琶音,我就总也练不好。现在演出十分繁忙,战/////士们的学习任务也更加繁重,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读书会、小组学习会,一起研究MZX的伟大语录、思想,因此想找出单独的练习时间几乎是不可能……”

 

“以前你总是叫我去招待所里的小排练室去,”他接着写道,“别人还总以为我是跑去偷懒了呢!我只会给他们讲实话,‘我可是去积极学习、提高业务水平的’,我这样告诉他们,可他们就是不信……”

如同一把金钥匙一般,这份柴可夫斯基的琴谱打开了王耀回忆的闸口。他不停地写,写了一页又一页纸……他写到四年前,他是如何摔伤了腿,因而不得不从舞团里退出、转到乐队去的。对王耀而言,那是一段灰暗而没有希望的日子:他从舞台上最耀眼的独舞的位置上跌了下去,一晃身,就成了乐池里最不起眼的一份子。他小提琴拉得不差,可是还够不上专业水平,也没有在乐团演出的经验;很多人都发现王耀运弓、揉弦的方式有问题,可他改不过来——他也不知道该从何改起,演出任务很重,他又得付出额外地时间来练习、记谱……后来呢?后来王耀是如何从这低谷中走出来的呢?有一天,都已经熄灯了,他偷偷跑到宿舍后的小树林子里练琴,弓子都不敢碰到琴弦,生怕搞出动静来。这时树林外围传来一阵脚步声,王耀的心砰砰直跳起来,熄灯后外出违反纪律,是要受处分的!脚步声越来越近了,直到来到了王耀的身边,“手腕可以再灵活些。”来人说,是伊万。王耀一惊,吓出一身冷汗,当即也顾不得纪律不纪律的了,把琴往怀里一踹,撒腿就跑。

“完了。”他想。偏偏是他!如果是别人的话,舞蹈队的燕子啦、弹钢琴的小陈啦,他还可以向她们开口,随便贿赂点什么,不让把这事儿说出去就是了。偏偏是莫斯科来的同志,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!等到好不容易避开查岗的、跌跌撞撞地跑回宿舍后,王耀一抹怀里的琴,又是一身冷汗:琴是揣回来了,弓子呢?早被他扔在原地了!这下物证都有了,第二天王耀早操时腿都在哆嗦,觉得伊万迟早会把这事儿报上去、叫他挨处理。没想到第二天伊万不仅没上报,还给了王耀一把招待所小排练室的钥匙。“到那里去练吧!”他告诉王耀,“晚上不熄灯。”

后来伊万又说,“揉弦的方法不改就算了,但是运弓是个大问题。耀,你的手腕太硬了,就像一块木头一样。弓应该成为你手臂的一部分,也该是灵活、有韧性的。”他握起了王耀的手腕,他把它架在琴上……他捏着王耀的肩膀,让他学会正确的起伏与施力。这么做的时候,伊万是靠王耀很近的,就紧紧地贴在他的身后。有一个瞬间王耀抬起头来,正好对上了伊万的视线。这下可不得了了,不知道怎么的,他俩突然变得非常不安,好像被蜂子蛰了一样,站在原地,不知所措。那天的“课程”也就这么草草结束了,两人分别逃离了现场,之后好几天都不敢和彼此搭话。

第二年,王耀在管弦乐团的表现日益提升,甚至还在独奏的同志因病退演时,得到了一次替补独奏的机会。“万尼亚,是你重燃了我对文艺工作的信念呀!”王耀激动地写道——是他,全部是他!那在树林里告诉他运弓技巧的人是他,抽出自己的时间、指导王耀练习的人也是他;在王耀圆满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独奏的那晚,是伊万邀请他去餐厅喝酒、庆祝;冬天,王耀打靶回来时,也是伊万把他叫到身边、解下自己的围巾系在他光秃秃的脖子里……他们一起度过许许多多的日子,那可是三年的时间、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!然后呢?然后就到了那个暴雨天……

“对,暴雨天!”王耀喃喃地说着,原来他接下来要写的是那一天。

 

“有件很好笑的事情忘了告诉你。上个礼拜下了一场大雨,孙指导员叫我们帮女同志们把晾在外头的棉被收进来,结果你猜怎么的?——打了一声惊雷!他……”

 

雷雨天这个词就好像一声惊雷,炸响在王耀的脑海中,使得他突然猛地收住了笔锋。是什么事儿来着?对了,孙指导员叫他们帮女同志们把晾在外头的棉被收进来,这时突然天边炸响了一声惊雷,指导员被吓了一跳,差点蹦起来三尺高,那模样要多滑稽有多滑稽……他本来想写这件事的,可思绪却渐渐地飘远了,飘到了另一个雷雨天去。大概是一年以前的盛夏,那天的雨只会更加猛烈,肆虐着,和风一起嘶吼着,倾泻而下。他们在雨中狂奔,却还是被淋了个透,狼狈极了。该到哪里去躲一躲、避开这要了命的大雨呢?旧礼堂后头有个废弃的小储藏室,那儿一个人也没有……

那之后的记忆变得模糊起来,模糊、却炽热。他是怎么张开双臂、将他拥入怀抱的呢?他们靠的那么近,整个世界被喧嚣的呼吸与心跳的声音占据了……天蒙蒙亮时王耀睁开眼睛,昨天发生了什么?过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,于是穿起衣服来就想跑。王耀想跑,可是伊万不让他走,他拽着王耀,非要再抱一抱他、亲一亲他的头发……

 

再后来呢?再后来就到了六零年——也就是去年。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,和三年前一样,还是同一拨懂俄语的战/////士们一同到了火车站去了。然而这一次,火车徐徐地驶离了月台,汽笛发出了一声声响,高亢而悠长。直到现在,这声汽笛还回荡在王耀的耳朵里,他无法忘记。

 

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?王耀想,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梦?可书架里那份柴可夫斯基的琴谱是真的;王耀跟伊万学出来、和他如出一辙的演奏方法也是真的。伊万走后,“瞧瞧你!”乐团里其他同志总是笑嘻嘻地对王耀说,“越来越像那个‘司机’了!”他们其实也很喜欢这些莫斯科来的同志,也都舍不得他走,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

还有那停留在他手心里、肩膀上、胸膛附近那属于伊万的温度,它们那么真实地存在过……回忆使得王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,伊万已经走了,已经将近一年了。他在远方、在无比遥远的地方,很多很多的时候,王耀看着天边飞来飞去的雁鸟,突然无比地羡慕它们,他想,如果自己也是一只鸟儿的话,他就能飞过国境、飞过那广袤而辽阔的土地,直直地飞向莫斯科的那一扇小窗——他想这样,日日夜夜。

“我该怎么办才好?”这下,信是写不动了。王耀把脸埋进臂弯,他并没有哭泣,为什么要哭呢?只是他无比疲惫,他想要静一静。

 

后来还有一件事儿。

这事儿发生在“暴风雨事件”之后,大约十二月,要不就是一月,王耀记不太清了。那是个雪夜,停了电,暖气还坏了。他们并排坐在旧仓库满灰尘的地板上,背靠着墙壁,仓库里冷得叫人牙根打颤,他们就找出撤换下来的旧幕布披在身上。王耀的头靠在伊万的肩膀上,他能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抚摸他的头发,一下近、一下远,可那双手始终也没离开过他的发梢。

“耀。”突然伊万说,王耀就细细地答应了一声,可之后伊万就再没说话了。外面是那么的寂静,似乎能听得见雪花落在地面上的声音。电灯不亮,他们点起来一截蜡烛,烛心里那颗豆大的烛火跳动着,摇曳着,散发着微弱而柔和的、橙黄色的光,那么小……却十分温暖。王耀把自己的头颅向伊万的胸膛靠去,他想听一听他的心跳声,听听那颗炽热的心脏是如何在他那年轻的胸腔里搏动的。

“总有一天……”那时他听见对方的声音,它就在耳边上,却又似乎很遥远。总有一天,总有一天会怎么样呢?

 

这份回忆让王耀的鼻子一阵发酸,“真没出息!”他恼怒地骂着自己,视线却有些模糊了。这时,墙上的挂钟指向了九点五十,自由活动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,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王耀整理起来思绪,揉了揉眼睛,打算赶紧把信写完。

“前段日子,指导员孙排长找我谈话,他不让我再给你寄信了,说不希望我‘犯错误’。可是我犯错了吗?万尼亚,我寄去那么多封信,信越写越厚,你却一封都没有回过。万尼亚,我做错什么了吗?如果是那样的话,就请你回一封信给我,只要你告诉我,‘这样是错的’,我保证再也不会写了。万尼亚,我是多么地——”

 

——我是多么地……多么地!

他想写“我是多么地想念你”,这句话就堵在心口,他想把这话说出来——告诉他,告诉万尼亚!可是他不敢这样写。正好最后这一段是写在了单独的一张信纸上,他就把这张纸整个撕下来,并接着之前的那一段写道:“我诚恳地期待着你的回信。”后面跟着一个落款,“你的,王耀。于1961年北京”。他通读了一边这封信,最后把落款中的“你的”这个字划去了。想了想,他又把“王”字也给去掉了,只剩下了“耀”。

紧接着他赶紧封号了信封,仔仔细细地在信封上誊写好了地址、又贴了邮票,他怕邮资少了,还特地多贴了两张。熄灯号吹响了,王耀踩着这号角声跑到宿舍的传达室,把它交给了传达室赵大爷。赵大爷看了看信,又看了看王耀,眼神有些奇怪,却并没有说什么。

 

信就交出去了,这是一封承载了这个年轻人的爱情、希望与思念的信,清晨它将跟随者邮差同志的脚步,寄送到远方、寄到伊万的手中。这晚,王耀情不自禁地开始期待起来,他想伊万会如何从邮差的手中接过这封信,又是会如何一字一字地读完它的?

之后他又想,如果自己那封调往地方文工团、最好是去往东三省的申请被批准了的话,那他离伊万就更近些了……说不定他有一天会到边境上来,他们会看到彼此、会在相遇的……一定会!那时他会把柴可夫斯基的第二、第三乐章也讨来,也别想再叫他还回去了。到那时候……到那时候……

王耀想着,就这样睡着了,在睡梦中,微笑渐渐爬上了他的面庞。

 

【fin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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